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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W : 配额制

作者:Craig S Wright

原文标题《Quota》,2019年8月7日首发于craigwright.net

翻译:刘晔律师

配额制度是对自由企业的诅咒。执拗地认为配额对任何企业都是经济可行的,这种想法非常荒唐。

强制的配额制度每年给企业造成的成本约为数百亿美元(Lubove,1997)。配额给所有雇主都带来了负担。增加的成本必须有人承担。虽然很难衡量配额制度造成的总体危害,但最终都是我们付出多,而获益少。随着我们深陷不断恶化的配额泥潭,已经威胁到我们的消费,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配额的世界。我们需要有智慧地深入思考,才能意识到,没有配额,我们会变得全部更加富有。

这就是平等主义的中央集权主义者试图维持现状的方式。他们用法律和规章让我们陷入泥沼,眼看着我们陷得更深。配额越多,越有利于保证我们停滞不前。

对于奉行平等主义的政府官僚和左倾政客来说,经营企业不是为了提供满足需求的商品和服务。而是被视为一种工具,目的在于为那些甚至是最没有价值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帮助社会工程师建设政治正确的社会。但是代价是什么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谁来买单?

谁来运行监督董事会所需的官僚主义基础设施?当没有合适的求职者时,谁来告诉企业,它必须根据配额进行招聘?如果一家公司在配额范围内有20名男性和1名女性竞争董事会席位,那么该公司是否必须雇佣最不合格的女性?

那么,为什么对这笔费用没有人反对呢?

当一名高管因为帮助公司恢复了营利能力而获得100万美元奖金时,大众媒体会反常唏嘘。而当美邦被要求“广泛地”“投资”于多元化培训,投资额高达1500万美元时,同样的媒体却欢呼雀跃。我们把公司看成失败的原因,并且呼吁对公司进行救助,却忘记了当没有生产力的黑洞吸走我们公司里的钱时,是我们制造了失败。

绝大多数公司都明白这一点。它们的董事会对成本了如指掌,但慑于政府的不利行动和监管框架的趋严,不得不保持沉默。他们勇敢地冲在生产第一线,却肩负着日益沉重的负担。

再一次,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强加的平权法案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监管机构都无关紧要。代价是什么?

如上所述,Lubove (1997年)估计,多元化培训的年均成本为100亿美元,这是评估了对所谓歧视者进行罚款后的额外费用。即便如此,这个评估也太低了。最近在美国,8家公司的多元化和解总额超过4亿美元,不包括法律费用。Brimelow和Spencer(1993年)计算出每年有3000亿美元用于整个美国的配额制度。每次我们接受一个配额制度,就是对自由的又一次重击。

配额的机会成本影响所有公司。由于低质量求职者的存在,我们忽视了合格员工降低了生产效率,这伤害了所有人。传说市场的所有公司都设定了招聘白人男性的目标,这只是一个神话。公司的目标就是赚取利润。他们雇佣任何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不管是男性、女性、黑人、白人还是绿人。当员工被迫坐下来进行敏感性训练时,既损失了时间也增加了成本。员工在学习敏感性的这段时间生产效率为零,但必须由公司承担。

市场的奇迹在于,它们为这些成本提供了间接评估。为了检验配额能够增加利润从而为社会创造剩余价值的说法,我们只需将实行配额的国家与未实行配额的国家的表现进行对比。例如,美国的Texaco有一个平权法案,鼓励雇佣黑人地质学家。如果配额制度有效,Texaco的表现应优于任何竞争对手,因为其能在不考虑种族因素的情况下雇佣到最优秀的地质学家。我们可以评估有多元化培训项目的公司和没有这种项目的公司的业绩。

问题是,这样的实验只有在企业没有监管、可以自由决策的情形下才能完成。配额倡导者反对这种程度的自由,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会暴露出事实。其结果是,他们坚持制定监管法和行政法,确保所有公司实施各种各样的平权标准。而配额的真正成本则继续隐藏着。

为了迫使董事会遵守配额制度,我们是否应该增加多元化培训的陷阱,这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也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步?这种培训的努力可以教育董事会珍视性别、种族和其他文化差异,同时又对这种差异保持沉默。

配额的引入是否增加了熟练妇女工人的数量?

CSW : 配额制

真正重要而且能够增加董事会女性成员数量的方法是技能的提高。它是教育和经验的结合。不分种族、性别和其他不相关因素,将招聘建立在挑选最优秀人才基础上的公司,相对于那些存在歧视的公司,具有竞争优势。歧视是一种消极因素,无论是由于监管还是无知造成的。配额无助于提高女性的技能,实际上减少了可用职位的数量,从而产生一种负面影响,即低技能的女性被聘用担任董事会职位。

技能之间也有直接关系。许多人忘记了不是所有的MBA 都是一样的。有些资格证书包含财务部分,有些则没有。虽然这一点似乎对许多人不重要,但它确实对甄选过程产生了影响,因为大公司的董事会任命与求职者的财务背景强烈相关。过去,商业和财务资格证书只有男性申请者才能获得。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学会了这些基本技能。一些大学首次看到更多的女性进入商业、金融和会计领域。问题是,他们是20年后董事会的人选,而不是现在。

沉默在政治中表示同意。我们不应该同意目前正在涌现的限制性贸易或资本控制立法的浪潮。

对于此前广为宣传的配额呼吁,我们看到了荒谬。一位由尼克松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因为“平庸”而受到嘲笑,结果,参议员Roman Hruska(R.Neb)提议,“美国平庸的民众应当成为最高法院的代表”。我的问题是,今天有什么变化么?

林奇(1989)把关于配额的争论推向了极端,提出了一个反证法,他指出,过去认为18-25岁的年轻人被严重“代表不足”的说法是愚蠢的。我们是否应该更进一步,也纠正一下公司董事会中“长期存在的令人发指的5岁男女代表严重不足的问题”(罗斯巴德,1974)?

References

l Brimelow, P. & Spencer, L. (1993): When quotasreplace merit, everybody suffers. Forbes, 1993.

l Lubove, S. (1997, December): 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you don’t.Forbes, pp. 126–130.

l Lynch, Frederick R. (1989): Invisible Victims: WhiteMales and the Crisis of Affirmative Action. Contributions in Sociology.

l Rothbard, Murray N. (1974): Egalitarianism as a RevoltAgainst Nature. Egalitarianism as a Revolt Against Nature and Other Essays(Washington, D.C.: Libertarian Review Press, 1974),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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